铁与犁 十一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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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有一面闻名世界的“哭墙”

“哭墙”是被摧毁的犹太教圣殿护墙的残存部分，也是犹太民族几千年来悲剧命运的缩影。

每年到了特定的宗教节，都会有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来到这里，在这面墙下失声痛哭。他们念念不忘自己死难的先辈，他们从这面墙中汲取力量，创造属于自己美好未来。

在中国南京，美丽的玄武湖依傍着巍峨的紫金山，六朝古都的风韵千古不变。此山此水见证了那段血泪悲歌。

在南京“侵华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有一道刻了死难者姓名的石墙。沿着当年暴力受害者们的脚印往前走，就可以发现石墙上刻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像大海中的花一样，一眼望不到边际。每年都有许多遇难者家属来这里悼念他们惨死的亲人，还有更多的青年和儿童来这里体验鲜活的历史。这面墙，就是中国的“哭墙”这面墙，铭记着三十多万被屠杀的同胞悲惨的人生经历；这面墙，铭记着一支禽兽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实施的滔天暴行。这面墙，是用中国人的血和泪水铸就的。

在世纪之和千年之的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八“女国际战犯法庭”在位于本东京市区的九段会馆正式开庭。

女国际战犯法庭是亚洲地区妇女和人权组织发起的一个民间法庭。法庭的任务是敦促本政府承认侵害妇女的战争罪行，向受害国和地区进行正式谢罪，并尽快对死难者和幸存者进行谢罪和赔偿。这次审判不具有法律实施的意义，被称之为“模拟审判”和“民间审判”同时也是“正义审判”和“良心审判”经过五天的审判“女国际战犯法庭”就军在二战期间强征安妇的行为作出判决，本裕仁天皇被判犯有反人道罪。判决书中说，据本专家提供的证据，裕仁天皇有着独特的权力及决策权威，他知道军的暴行，但他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判决还认定本政府未能履行责任，应当真诚地向军奴隶制度的受害者道歉并赔偿。

这是一次历史的判决，它开始恢复受害妇女的尊严和正义。但这一天来得实在太迟了，各国人民竟为之奋斗了五十多年。宣判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国的六十多名暴力受害妇女代表走上主席台，全场听众自发地起立，向这些勇敢地以自身痛苦经历、公开控诉本军国主义罪行的老人致以长时间热烈掌声。

在庭审过程中，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朝鲜、印度尼西亚、东帝汶、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荷兰等国的暴力受害者们，相互鼓励、相互安、相互搀扶，她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用亲身经历来说明军所犯下的罪行，为所有被军残害和污辱的姐妹们讨回公道。

“女国际战犯法庭”像是浓重的乌云之中的一道闪电，划破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战争，曾经给全世界数十万妇女带来扭曲的人经历，给她们的神和体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痕。屈辱、病痛、孤独、自卑，曾经是她们全部的生活。如今，她们重拾尊严，勇敢地走向法庭、走向光明。

从大陆到台湾，从北方的韩国到南方的泰国，每一个军暴力受害者背后都有一串串血泪织的故事。一个个惨遭战争无情烽火，历经无数不可抗拒的“蹂躏”而仍侥幸活下来的卑微生命，开始用她们有限的生命去撼动鄙短视的本政府。

军安所分布地区主要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新不列颠岛、新几内亚、库页岛以及本本土等地。中国是军安所最多的地方，从黑龙江的中苏边境，到南方的海南岛，只要是军占领区，几乎无处不有。

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大陆至少有二十多万妇女沦为军奴隶，她们分布在二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各国学者的研究、调查，在亚洲各国至少有四十万妇女被迫沦为安妇，中国是最大受害国。中国暴力受害者的数字，占军在亚洲战场征用占领区随军女的百分之六十八。这是一个让中国人到痛苦、辱和愤怒的“世界第一”然而，此次开庭，各国代表团共有三百九十人出席，其中韩国共有二百二十人，台湾有六十三人，中国大陆二十八人。中国大陆参加这次审判的代表人数，仅仅是韩国的一个零头。这是一个让我们尴尬的对比数字。

在亚洲，由于传统文化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使许多暴力受害者长期以来受歧视，也不敢公开陈述自己的遭遇。与之相比，二战期间被军抓去当安妇的白种人芙奥罕的命运就有所不同。

最近，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她澳洲二等勋衔，并在政府公报中表示:此次授勋，是表扬芙奥罕在鼓励战时保障人权和保障妇女方面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她在鼓励公开战争暴行方面担当的领导角。

芙奥罕原来是荷兰人，在印尼爪哇居住，一九四二年被军捉去当安妇。战后移居澳大利亚。在一九九二年韩国安妇公开军在二战时期的暴行时，芙奥罕身而出，公开自己当年的遭遇，并前往东京在听证会上作证。

一九九四年，芙奥罕出版自传《五十年的缄默》，并被改编为纪录片，赢得当年澳大利亚电影业最佳纪录片大奖。芙奥罕一直担任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义工，就人权和在战争中保护妇女的问题奔走呼号。

中国的暴力受害者们理应享有像芙奥罕那样的荣誉和尊敬，她们不应当遭到遗忘和歧视。当她们站出来揭侵略者暴行的时候，与那些当年捐躯疆场的战士们一样，她们也站成了民族的脊梁。

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索赔运动风起云涌，显示了中国人民民族神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中国人民拒绝遗忘、捍卫尊严的决心和勇气。

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侵害了中国老百姓个人的基本人权，其暴行不但缺乏人类基本的良心和道德文明，也违反了国际法中有关战争法规则。二战结束之后，国共两政权先后放弃了对战争赔款。但是，政府放弃了国家赔偿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国国民也失去了民间赔偿的权利。那些遭受过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国家的国民，对本政府和企业要求受害赔偿，不仅在道义上天经地义，在法律上也符合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准则，同时这也是受害者的基本人权。

十多年来，中国两岸三地的民间索赔运动不屈不挠，不畏各种阻碍和力，显示了和平时期的英雄本。

美国已故历史学家、细菌战研究者谢尔顿·哈里斯说过:“王选是一名真正国的中国人，她全力为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抗争，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我对她的才智、人道主义神、以及她为全体中国人民作出的献身，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尊敬。”二零零二年，在《南方周末》发起的“年度十大风云人物评选”中，王选得票第一。相对于谢尔顿·哈里斯们的敬意来说，中国民间给予王选的敬意出现得太晚太晚了。王选多年来的风雨兼程，一直遭到主媒体和某些部门有意无意的冷落。其实，这也是中国民间索赔运动积极分子们共同的尴尬。在中国“民间”和“个人”总是羞于言说和遭到怀疑的词汇。当这些被凌辱和被伤害的生命开始漫漫的索赔之旅时，他们背后没有强大的后援力量，他们仿佛是孤独的前行者。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正在本留学的王选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首届“七三一”部队民间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有三个来自浙江义乌崇山的细菌战受害人出席，他们得到本民间和平组织“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会”的援助。他们准备向本法庭起诉，要求本政府道歉并赔偿。

崇山是王选的故乡！她童年的记忆被活了。在那场浩劫中，王选家族有八口人罹难，义乌崇山村有三百九十六个村民死于鼠疫。王选设法联系到本市民团体成员松井英介和森正孝，她告诉他们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义乌人，我有义务。”懂得语、英语、崇山方言的王选意识到:“我是一红线，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国、本、美国之间，只有我能把这些老头老太太串起来。”于是，王选在本读书、工作的平静子结束了。

这是一场“路漫漫而修远兮”的官司，但是对于王选和她的同伴们来说，则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岁月与病魔无情，二十九名原告团中，数名已经高龄的成员已经撒手人寰。还有人不想再告了，因为八年调查取证、诉讼开始后的五年间二十七次的开庭，当事人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身心俱疲。

中国民间索赔之路为何难于上青天？一方面，中国没有发达的民间组织和基金会，为之提供各种支援和帮助；更重要的原因是，本方面一直不愿正视若干战争遗留问题。其实，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本遗留化学武器事件是本侵华战争的活历史，是检验本政府如何对待侵华战争历史的标尺。”只要本政府遵守中两国之间签订的三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切实承担战争责任，这个问题就可以刃而解。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本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结果是:驳回原告要求本政府道歉与赔偿的要求，但是破天荒地确认了军细菌战的罪恶史实。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片山良广在法庭上郑重宣布，本政府在对待军当年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上态度怠慢，本要向中国的十三名原告作出总额约一亿九千万元的赔偿。本媒体指出，这一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认为，旧军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和炮弹，是附随战争行为的组织行为，是国家行使权力的结果。作为本国，其后采取置之不理的怠慢做法，这也属于国家行使权力行为。本来，本政府可以通过询问旧军队的有关人员和调查军队留下来的相关资料，详细掌握遗弃的化学武器情况。即使中恢复邦后，本国仍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导致化学武器伤人事故的发生。这种怠慢做法属于违法的权力行为。按照本赔偿法，受害者应得到赔偿。关于时效问题，判决书认为，本国在战后和中两国复后都没有对伤害事件进行调查以及向中国提供防止伤害事件发生的信息，提出时效问题没有丝毫的正当。本政府以时效已过为由回避赔偿是明显有悖于正义和公平理念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三天之后，本政府没有接受这个判决而提出了上诉，这场本该划上句号的官司还将推展到下一阶段。王选们表示，他们将奉陪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