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西米亚楼 从魔幻说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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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illiamscollege演讲之中文版试着想象一下:一八六〇年—一八七〇年的旧金山，通常在马路上出现的总是新面孔，一些远航而来的海员，一念之差便决定留在陆地，中止航海生涯；而严重缺员的各艘邮轮或货轮不得不以绑架为手段，将一些当地的、并无航海经验的青、壮年，抑或老年男子掳上船，迫使他们开始苦役般的航海生涯。在那时的字典里，上海（shanghai）是个动词，就是指这类被迫的、遥遥无期的，甚至有去无归的远航。上海这个地名，也曾像中国一样，代表最远最陌生的目的地。

再想象一下:这座略搭建的离太平洋最近的城市，挤各种族的人——以男人为主，人们从各方向、各国度扑来，因为mrsutter在一八四八年宣布:此地有黄金。赶来淘金的人们来得太急，把秩序、道德、政治、宗教，连同他们的真实身份，或好或坏的名声，以及他们或大或小的犯罪纪录一并留在身后。这些人甚至是从不洗衣服的，因为仅有的几家中国洗衣店没有足够的劳力，必须把成船的脏衣服航运到中国，洗毕熨就，再运回来至少也需三个月，而三个月后这些衣服多数成了无主的了；一些人失踪了，一些人离去了，一些人改名更姓了，一些人干脆停止了存在。因此中国洗衣店老板们通常只得把无人认领的衣服挑往当铺。到处是当铺，那里有无数来历不明的珍宝和垃圾，那里是物资循环和资金周转的枢纽。

再想象一下:这个男人的城市里最先出现的女人们，她们不是随自己的丈夫和家庭来的，她们同样有一番历险的抱负。既然男人们把宗教、道德都远远留在故乡，那么有关娼的概念，也未被他们随身带来，因此当一个美丽的娼穿行于闹市，人们都停下无论多忙的脚步和动作，向她行注目礼，有人竟优雅地微微掀起礼帽，仿佛他们并不清楚伯爵夫人和娼的区别是什么。

这就是人们称之为barbarycoast的北部加州。这就是我小说的女主角扶桑的生态环境。那样的生态环境不像真实的，而近乎魔幻现实主义式的（surrealistic），因此在这里找金子的同时，更是在寻找fantasy（魔幻）。

请再进一步设想:在这样一块充魔幻（fantasy）的土地上，出现了一群梳长辫子的男人和裹小足的女人。他们是远涉重洋而来，以一扁担挑着全部家当，在城市的东北角落建立起一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教堂，因此这些矮小单薄的黄面孔被称为男异教徒或女异教徒（heheathenorsheheathen）。这些有着三寸金莲的中国女人都是娼。因为美国当时的移民法不允许中囯男人携带子入境，于是大量的中国女人走私入境。唐人街是以它的洗衣店、烟馆、饭馆、馆形成它最初的规模。这些步态扭捏的年轻东方女子使这个是fantasy的城市又添一层fantasy。不难想象那些白种男童第一次见到这些中国娼的情形。在一些史料中，记载着一八七〇年，政府对八岁至十四岁的白种男童进行了普查，发现其中有两千多人与中国女有染，多数男孩是从中国女那儿初次得到经验的，这些男孩对中国女的喜好，是因为她们属于遥远、陌生的另一个世界，故而她们便显得新奇。他们对中国女子的造访，仿佛实现了他们到遥远国度探险和旅行的梦想。正如这些男童，整个城市对于这种漂洋过海而来的文化不能够懂得，只能猜测。在旧金山东北角落逐渐形成的唐人街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个谜，是个疑团。他们自闭的社会结构，自给自足的饮食起居，奇特的衣着和装饰，使人们好奇同时亦疑惑，接近却又排斥。

试想:两千多白种男童与比他们成的中国女之间，那不可理喻的情和体的纠葛，不正是一种象征？象征东西方的第一次盛大的幽会，抑或盛大的媾合。彼此都把对方看成谜，彼此都由于无成见而带着天真或几分真诚，彼此都由于语言的沟通受阻而变得极原本、原始，变得相当“人之初”fantasy使他们恋这些中国女，fantasy使他们不求甚解地接受她们。当然，如此庞大的男童嫖中国女的阵势，其形成原因之一（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女的廉价。男童们能以学间午餐的费用，或牺牲糖的开销，来足他们的fantasy。

这是一次盛大而荒诞的东西方的初级会晤。

这是我在作史料准备时最兴趣的一点。

极其偶然的一个机会，我步入旧金山唐人街的历史陈列馆。在此之前我对上世纪的中国移民所遭遇的一切不公正——驱赶、迫害、殴打、杀害，只有最浅的知识。中国人喜用“血泪史”来形容此类历史，或者“血泪斑斑”等词汇。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对这类词汇颇不以为然，大概“文革”中各种控诉、各种失真和煽情的腔调让我听怕了。我觉得“血泪史”之类的词里含有的庸俗和滥情，是我想回避的。我觉得越是控诉得声泪俱下，事后越会忘却得快，忘却得干净。因为情绪铺张的宣之后，官舒服之后，是很少有理升华的。而缺乏理认识的历史，再“血泪斑斑”也不会使自己民族及其他民族引以为证、引以为诫。缺乏理思考的历史，无论怎样悲惨沉重，也不可能产生好的文学。

我在唐人街的历史陈列馆里，避开“血泪”之类的形容词，浏览着展品、图片，里面仅有的参观者就是我。这或许和它的地势有关——它低于地面，须下六七层台阶才能进入展室正门，是间地下室，埋没在金融区大厦的影中，无论谁路过此地，都会忽略它。我在一本图片册里看到一帧照片，尺寸有整个画册那么大，因此照片中的女子看去十分真:从神态到姿态，从发饰到衣裙质地，甚至那长裙下若隐若现的三寸金莲。这是十九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中国女，十分年轻美丽，也高大成，背景上有些驻足观赏她的男人们，而她的神情却表示了对此类关注的习惯。她微垂眼睑，紧抿嘴，含一丝惭愧和羞涩，还有一点儿奴仆般的温良谦卑，是那盛服掩不住的。我端着这张大照片看了很久，她对我突然产生了谜一般的引力（fantasy）这个端庄、凝重、面无风情的女形象就是我后来创作扶桑的雏形。

可以说美国人与中国人的冲突与照片上美丽的中国女不无关联，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排斥和迫害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把大批如扶桑的女奴输入美国。尽管“西方”的娼也随淘金大批涌向美国西海岸，但由于种族文化上的认同，她们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太大恶。而最初引起西方fantasy的中国女，她们人为制造的畸形的小脚，使人们推演到中国人的畸形，中国文化中的颓废、残忍、病态、自及相，由此断定:“中国人从宗教（异教徒）到文化，从身体构造到神心理结构上，都不可取…”都是等而下之的人种。甚至连杰克·伦敦这样倾向左翼、自认为“自由思想者”的文学家，也对中国人表示憎恶，并发表了不能与之共存的公开言论。这类借科学名义来合理化种族歧视的文章，当时常见于旧金山重要报刊，并通常伴有嘲和丑化中国人的漫画。这类以民族、文化的差异来分别种族优劣的论调，很容易让我联想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生理分析”、本在建立亚洲共荣圈时的理论依据。在美国人与印第安人征战时，fantasy从始至终产生着相和相斥的力量。

fantasy的力量从来就是双方向的，一端导致恨，一端导致。在扶桑的故事中，我想讲的就是恨与、仇与情因fantasy而变幻莫测。这里也可借用弗洛伊德的学说:“人往往渴望得到他惧怕的东西。”反之，人往往惧怕和憎恶他潜意识中秘密渴求的对象。假如没有与恐惧、排斥并蒂而生的恋、慕，也就不存在fantasy；没有fantasy，就没有神话、文学、科学的幻想、假定与发明，也就没有我笔下的扶桑，以及扶桑和克里斯跨越世纪、贯穿美国西部开发史的情。

当一个人以揭的口吻对我说:“啊，你有whitefantasy，所以你会去和一个美国人结婚！”我承认我有whitefantasy，也确实由于fantasy，我对我丈夫的所有陌生行为和语言，以及形象上的差异，怀有浓厚的兴趣，有了解他的强烈望。与他的接近，我从来未能摆轻微的心悸。这心悸很不具体，它有时是由于我们沟通的稍许错位，有时是由于彼此的所得非所期。这轻微的心悸使我们，尤其使我的自觉意识（consciousness）始终处于相当的高度。这或许不是一个幸福婚姻的要素，却是一个不乏味的婚姻所必须具备的因素。因此我对“whitefantasy”的指控是诚实接受的。我不仅有whitefantasy，而且有tibetfantasy，blackfantasy，indiafantasy，mayafantasy…我对女、死刑犯、同恋、强xx都有不同程度的fantasy。一切对于我形成谜、离我足够遥远、与我有着悬殊的差异的人物事物，都是我的fantasy。

两年前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大型图片册中，我读到大主教图图为其写的前言，他说:“我相信人类本中有一种缺陷…这种人缺陷的基础在于无度地强调人们生理上的、人体特点上的与文化上的差异，将他人的存在贬为毫无价值，又诋毁为异己、恐惧的对象。对他人的恐惧是种族冲突的源。人类本中这个弱点不仅在受害者身上而且也在施暴作恶者身上频繁地表现出来并酿成浩劫。”在我的《扶桑》中，我创造了女扶桑和小男孩克里斯的情，它是两千多男童与二千中国女的关系的缩影。这个划时代的东西方幽会对于我，是个谜。是令我兴奋、动、浮想连篇的fantasy。它说明什么？我似乎在写作《扶桑》的过程中已得到解答；又似乎在将故事绵绵展开时，将两人的命运线顺理到末尾时，我更困惑了。那个时代民族间的困惑直延伸到今天。

是的，小男孩与中国女的关系在当时也是一个谜。大部分的男童由于频繁接触中国女而染上病，这便成了当时社会最大的谜。当时正在建立的舆论界和教育界以及宗教界，都认为这是旧金山最大的丑闻，最可怖的社会病。这不可解释的谜使fantasy的负面力量出现了:连同其他一切种族和政治上的原因，美国人对中国人的驱赶、谋杀从此加剧和公开化了。任何一个政客可以以他对中国人的排除手段来争取选票。一八七〇年，由当时的工会领袖keurny组织的八千人的示威，向政府请愿，要将中国人彻底驱逐。这场示威不可避免地最终成为一场对唐人街的洗劫。示威者对中国人提出的罪状中包括:用扁担挑货物、用嘴水熨衣、食五谷杂粮和莫名其妙的各种菜蔬、男人梳辫子，等等。最终是以纵火、殴打、杀害、强xx来足了。

扶桑和克里斯的情只能是悲剧了。一个古老东方的成女子和一个年轻民族的男孩之间的向往却长久存在下来了。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一瞥目光的碰击，存在于他们超于语言、超于文化的会心一笑，存在于他们的时而理解时而误会，存在于他们最终的无条件接受彼此的差异，接受这差异带来的乐趣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