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方言 第五章张冠李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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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箸”因为在不同的方言中与“沉”、“滞”、“住”音近，就变成了“筷子”甚至变成了“双桨”（粤东），此外，吃饭的时候，不能把鱼翻过来，也不能把筷子搁在碗边上，稍有不慎，便犯了忌讳。

戏班则忌“散”但凡谐音“散”的，都得改别的词，比如雨伞就得叫雨盖、雨挡、雨拦、雨遮，还有叫“竖笠”和“聚笠”的。有一回新凤霞在后台说:“我先歇歇！刚跑到这儿，浑身都是汗，累得都散了架子了。”话音还没落，把头李小眼就大吼一声“忌讳”接着又说“你他妈的还是在戏班长大的，怎么这么外行哪？这个字是戏班儿的忌讳，你不知道哇？你怎么不说是拆了架、碎了架？”拆了架、碎了架是个人的事，散了架可是戏班里最大的灾难，所以新凤霞非挨一顿臭骂不可。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散”不能说，不但连带着“伞”成了忌讳，就连“三”也有了麻烦。方言中带“三”字的词似乎都不怎么好，比如三只手、三脚猫。上海话就更是如此。瘪三、猪头三、勿来三、弹老三（死），都不好。其实这是赶巧了，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人都是两只手，靠两只手劳动谋生。扒手小偷暗地里藏着一只，专门窃取不义之财，当然是“三只手”猫都是四条腿，四条腿的猫才能抓老鼠。一只猫如果叫唤起来像只“猫”

“老鼠”却抓不到一只，当然是“三脚猫”至于“猪头三”不过是“猪头三牲”的缩语，意思是牲口、畜生；而“勿来三”则是“事不过三”的意思。男人女人做，一夜之间，最多两次，勿来三，如果居然来了三次，那就是“来劲”了。所以“来三”也有“来劲”的意思，比如“迭个人做事体牢来三格”有人说“来劲”一词是从院里传出来的（肖复兴《说北京话》），我怀疑“来三”也是。

忌讳“四”的似乎只有广东人，北方人不怎么忌。北方人送礼，常常是四样，叫“四彩礼”他们的酒席上，也常常是四凉四热，四大件四冷盘，还要吃“四喜丸子”

“五”和“七”也不忌，但也不特别喜。特别喜的是六、八、九。六谐音禄，八谐音发，九谐音久，是全国各地南方北方都喜的。其中，做官的特别喜“六”经商的特别喜“八”当皇帝的则特别喜“九”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姓王又排行第八的，就最好不要叫他“八爷”

“八婆”也不能叫。在粤语中“八婆”是指那些管闲事又神神叨叨令人讨厌的女人，也叫八卦婆，相当于北京的“事儿妈”如果这女人是姑娘家，就叫八卦妹或八妹。八婆或八妹是不会让你“发”的。所以广东人也不喜。

三、说一不二都不怎么喜的是“二”在各地方言中“二”字打头的词都不咋的。不是二子、二赖子、二混子，就是二杆子、二愣子、二毬货，要不然就是二百五、二皮脸（不知羞的人）、二五眼（没有眼力的人）、二把刀（即半吊子）、二二丝丝（优柔寡断）、二拉八当（犹犹豫豫）。此外，二心（异心）、二乎（畏缩、犹疑、没指望）、二话（怪气的话）、二婚头（再婚者），甚至二郎腿、二道贩子，也都带着贬义。再如成都话“二不挂五”（不正经）、南京话“二五郎当”（马虎）、西安话“二腻八争”（做事懒洋洋），都是。二字打头的，也就二锅头还凑合。

其实说“一”的也不见得都好。一言堂、一窝蜂、一锅粥、一团糟就不好，一败涂地、一筹莫展、一跃不振、一落千丈也不好。但人们就是喜“说一不二”为什么“二”不招人喜呢？因为谁都想当“一把手”当“老大”老大老二，说起来差不太多，实际上地位差得远。比如“二房”就不如“大房”甚至不如“三姨太”事实上一说到“二”就有低人一等，或者差劲、不够档次的意思，比如“二手货”、“二婚头”二手货未必就不好，二婚头也没什么不光彩，但给人的觉却好像是吃了亏，至少意味着没钱没办法没能耐。有钱谁买“二手货”？有办法谁娶“二婚头”？有能耐谁愿意当“二把手”？不能“一”只能“二”总有那么一点“沦落”、“屈就”的味道。

因此只要有可能，大家就“说一不二”实在不行，就说“两”比如上海人就把“二路车”叫“两路车”把“一二三”叫“一两三”二和两又有什么区别？两，有“双方”的意思。比如两便、两可、两全其美、两相情愿、两败俱伤。更重要的是，这“双方”还是平等或对等的。

“二”就没有这个意思，一说到“二”就有大小，就有先后，就有个排序的问题。所以，但凡平等或对等，就只能说“两”不能说“二”比如“两岸”不能说成“二岸”

“两边”不能说成“二边”

“两面”不能说成“二面”

“两造”（诉讼的双方即原告和被告）不能说成“二造”两汉、两晋、两宋、两湖、两广、两江（清初的江南省和江西省），还有两（执政和在野）、两极（南极和北极）、两栖（水中和陆地），也都是。如果说成“二”那么请问谁是“老大”？

两，不但意味着双方的平等或对等，还有和谐统一的意思，比如两口子、两公婆。即便“两面派”也得把那“两面”得“天衣无”让人看不出来。所以“有两下子”和“二把刀”不是一个概念“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也不能说成“二手都要抓，二手都要硬”北京人甚至发明了“俩”这个字。俩，是两人，不是二人。也不简单的只是“两个人”还意味着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因此，说“他俩”、“咱俩”显然比说“他二人”、“我们二人”在语上要亲切得多。尽管“俩”还有“少”的意思（比如“俩钱”就是没多少钱），但这并不妨碍亲切。相反，人越少，岂不越亲切？

二，就没有这种语。它并不意味“少”只意味“次”；也没有亲切，反倒显得等级森严。实际上“二把刀”是相对“一把手”而言；“二”也是相对“一”而言。

“一把手”是能干的人（比如“里里外外一把手”）“二把刀”就不咋的了。同样“一”是“上”

“二”就有“下”之嫌，于是“二子”就成了“下货”的同义词。

“二竿子”也一样。明白人都只有“一竿子”做事情“一竿子到底”如此，则“二竿子”就是犯混、没谱、愣头愣脑、傻里叭叽，还自以为是，也就是“愣头青”二竿子也叫二愣子、二百五、二毬货。

“二百五”有“半吊子”的意思。古时一吊钱一千文，半吊五百。但五百还是整数，因此再减半，二百五。显然，二百五比半吊子还要半吊子，当然是骂人的话。

二毬货也是。毬，在北方方言尤其是西北方言中指男的器官。用器官和行为的称谓骂人，在各地方言中屡见不鲜。为神文明计，恕不一一列举。问题是器官未必就是什么坏东西，没有它，人也不成其为人，为什么竟然成了骂人的话？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不幸“排行”第二。人身上，显在外，最重要、最不能没有的是头，其次就是器官了，所以男器官在许多方言中也叫“老二”还有叫“小弟弟”的。

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忌。要做，只能偷偷摸摸地做；要说，也只能拐弯抹角地说。连带器官，也决不能“抛头面”而且永无“出头之”屈就“老二”已是不幸；不能“出头”更加窝囊。于是器官就成了不祥之物，甚至连来月经都叫“倒霉”而男人看见了女人的经血则叫“倒血霉”其实是人类的正常需要和正常行为，没什么不祥和可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是人类不可遏制的冲动，另方面又受到社会的忌和抑，这就两难。做吧，好像“不要脸”；不做，又忍不住。于是便迁怒于器官，都怪它“不是东西”

“不干好事”此种心理，男人尤甚。所以用器官和行为的称谓来骂人的，便主要是男人。他们用自己的器官骂，也用女人的器官骂，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好像受了多大的牵连和委屈似的。

结果连“老二”、“二哥”也不能随便叫。只有山东例外，山东人崇拜武松，叫你“二哥”那是拿你当武松。如果叫“大哥”岂不成了武大郎？所以你别小看方言，也别小看忌，这里面讲究大了。

四、倒霉的蛋同样的忌讳，各地也不一样。

北京忌说“蛋”上海忌说“卵”北京人管蛋叫子儿，管皮蛋叫松花，炒蛋和蛋汤则叫炒黄花和木樨汤。有一道菜叫“木樨”其实就是黄花、木耳、蛋炒，可就偏不能说“蛋炒”北京话当中带“蛋”字的，差不多都是骂人的话，比如捣蛋、蛋、扯蛋、滚蛋、混蛋、王八蛋，正如上海话中带“卵”的都不是好词（如老卵、阿吾卵）。后来，为了避讳，连“扯蛋”都改写成“扯淡”

“蛋”这个字，可真成了“倒霉蛋”卵和蛋为什么不能说呢？原来它们常常被用来指男生殖器，准确地说就是丸。丸被称作卵和蛋，是一种远古生殖崇拜的遗风，也就是把鸟看作男生殖器的象征。鸟与男的共同之处，是都有“卵”先民们看见雏儿从鸟蛋里出来，婴儿从胞衣中出来，便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的新生命，也是男卵入女腹的结果。于是男生殖器便被叫做鸟，后来又被叫做（英语叫cock），丸则理所当然地被叫做卵和蛋。

男生殖器的另一象征物是蛇。蛇平时看似绵软无力，一旦需要进攻，立即就会起并十分坚，正与xxxx相似，都是“寻常看不见，偶尔峥嵘”所以，不但中国的伏羲是蛇，印度的韦须奴和欧洲的阿波罗是蛇，伊甸园里勾引女人犯罪的也是蛇，蛇当然也是忌讳。在远古时代，蛇被叫做“它”（虫旁是后加的），意思是“那东西”、“那玩艺”、“那家伙”、“那话儿”就连和“蛇”同音的“折”和“舌”也忌讳。

女生殖器的象征物则是鱼和蛙。鱼象征外，蛙象征子。蛙的繁殖力很强。一夜雨，便蝌蚪成群，很是让人羡慕。于是我们民族的母亲神便被想象成一个神蛙，她就是女蜗。其实女娲的“女”字是多余的“娲”也只能读如蛙。母亲是“娲”（或者蛙），子女当然也就是“娃”娃娃落地呱呱叫，青蛙出世叫呱呱，那不是别的，是生命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