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 卷四十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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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貨一《洪範》八政，食為首而貨次之，蓋食貨者養生之源也。民非食貨則無以為生，國非食貨則無以為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國者，不能無取於民，亦未嘗過取於民，其大要在乎量入為出而已。《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先王理財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漢、唐、宋觀之，當其立國之初，亦頗有成法，及數傳之後，驕侈生焉，往往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於是漢有告緡、算舟車之令，唐有借商、税間架之法，宋有經、總制二錢，皆掊民以充國，卒之民困而國亡，可嘆也已。

元初，取民未有定製。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尤惓藐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亦嘗謂丞相完澤等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完澤對曰:“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嘉納焉。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為首者，蓋以此。

自時厥後，國用浸廣。除税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增月益。至於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為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仿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考者:一曰經理，二曰農桑，三曰税糧，四曰科差，五曰海運，六曰鈔法，七曰歲課，八曰鹽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課，十有一曰商税，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額外課，十有四曰歲賜，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義倉，十有七曰惠民藥局，十有八曰市糴，十有九曰賑恤，具著於篇，作《食貨志》。

經理經界廢而後有經理，魯之履畝，漢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強者田多而税少，弱者產去而税存，非經理固無以去其害；然經理之制，苟有不善，則其害又將有甚焉者矣。

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閭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以田為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税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税入無隱，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以章閭等往江浙，尚書你咱馬丁等往江西，左丞陳士英等往河南，仍命行御史台分台鎮遏，樞密院以軍防護焉。

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為荒，以田為蕩，或隱佔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為民田，指民田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十畝以下，其田主及管幹佃户皆杖七十七。二十畝以下，加一等。一百畝以下，一百七；以上，竄北邊，所隱田沒官。郡縣正官不為查勘，致有漏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略也。

然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為，以無為有，虛具於籍者，往往有之。於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其弊反有甚於前者。仁宗知之，明年，遂下詔免三省自實田租。二年，時汴梁路總管塔海亦言其弊，於是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為始，每畝止科其半，汴梁路凡減二十二萬餘石。至泰定、天曆之初，又盡革虛增之數，民始獲安。今取其數之可考者，列於後雲:河南省，總計官民荒田一百一十八萬七百六十九頃。

江西省，總計官民荒田四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三頃。

江浙省，總計官民荒田九十九萬五千八十一頃。

農桑農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初無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遼、金所能比哉？

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年，立勸農司，以陳邃、崔斌等八人為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為卿。司農司之設，專掌農桑水利。仍分佈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轉申司農司及户部，秩滿之，注於解由，户部照之，以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體察焉。其法可謂至矣。

是年，又頒農桑之制一十四條，條多不能盡載，載其所可法者: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為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為社者聽。其合為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民為事。凡種田者，立牌橛于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兇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伕役。社中有疾病兇喪之家不能耕種者，眾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為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備旱暵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為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為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饑年。近水之家，又許鑿池養魚並鵝鴨之數，及種蒔蓮藕、雞頭、菱角、蒲葦等，以助衣食。凡荒閒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户。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亦仁矣哉！

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於是高唐州官以勤升秩，河南陝縣尹王仔以惰降職。自是每歲申明其制。十年，令探馬赤隨處入社，與編民等。二十五年，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於江南。二十八年，頒農桑雜令。是年，又以江南長吏勸課擾民，罷其親行之制，命止移文諭之。二十九年，以勸農司併入各道肅政廉訪司，增僉事二員，兼察農事。是年八月，又命提調農桑官帳冊有差者，驗數罰俸。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天下為户凡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

成宗大德元年，罷妨農之役。十一年，申擾農之，力田者有賞，遊惰者有罰，縱畜牧損禾稼桑棗者，責其償而後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幾於至元。然旱暵霖雨之災迭見，飢毀荐臻，民之移失業者亦已多矣。

武宗至大二年，淮西廉訪僉事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其説分農民為三等，上户地一十畝，中户五畝，下户二畝或一畝，皆築垣牆圍之，以時收採桑椹，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其法出《齊民要術》等書，茲不備錄。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其餘聽民秋耕。

仁宗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許耕其半。蓋秋耕之利，掩陽氣於地中，蝗蝻遺種皆為所曝死，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延祐三年，以好謙所至，植桑皆有成效，於是風示諸道，命以為式。是年十一月，令各社出地，共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之。法雖屢變，而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視為具文而已。五年，大司農司臣言:“廉訪司所具栽植之數，書於冊者，類多不實。”觀此，則惰於勸課者，又不獨有司為然也。致和之後，莫不申明農桑之令。天曆二年，各道廉訪司所察勤官內丘何主簿等凡六人，惰官濮陽裴縣尹等凡四人。其可考者，蓋止於此雲。

税糧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為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兩税也。

丁税、地税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户科粟二石，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户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户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納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納丁税。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虛配不實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歲書其數於冊，由課税所申省以聞，違者各杖一百。逮及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會計之法，莫不備焉。

中統二年，遠倉之糧，命止於沿河近倉輸納，每石帶收腳錢中統鈔三錢，或民户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齎中統鈔七錢。五年，詔僧、道、也裏可温、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税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户除地四頃免税，餘悉徵之。至元三年，詔窵户種田他所者，其丁税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税於種田之所驗地而取。漫散之户逃於河南等路者，依見居民户納税。八年，又定西夏中興路、西寧州、兀剌海三處之税，其數與前僧道同。

十七年，遂命户部大定諸例: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税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參户，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鬥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協濟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倉每粟一石，折納輕齎鈔二兩。富户輸遠倉，下户輸近倉，郡縣各差正官一員部之，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凡糧到倉，以時收受，出給朱錢。權勢之徒結攬税石者罪之，仍令倍輸其數。倉官、攢典、鬥腳人等飛鈔作弊者，並置諸法。輸納之期，分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違者，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成宗大德六年，申明税糧條例，復定上都、河間輸納之期: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間，初限九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一月。

秋税、夏税之法，行於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税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税糧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人鈔以折焉。以七百萬錠為率，歲得羨鈔十四萬錠。其輸米者，止用宋鬥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鬥故也。二十八年，又命江淮寺觀田，宋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税，其法亦可謂寬矣。

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税之制。於是秋税止命輸租，夏税則輸以木綿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為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輸三貫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是已。輸二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眾，酌其中數而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為直，獨湖廣則異於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宋夏税，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户一貫二錢，蓋視夏税增鈔五萬餘錠矣。大德二年，宣張國紀請科夏税，於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詔罷之。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税而並徵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為差重雲。其在官之田，許民佃種輸租。江北、兩淮等處荒閒之地，第三年始輸。大德四年，又以地廣人稀更優一年，令第四年納税。凡官田，夏税皆不科。

泰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其法命江南民户有田一頃之上者，於所輸税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於冊，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凡寺觀田，除宋舊額，其餘亦驗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民賴以不困，因並著於此雲。

天下歲入糧數，總計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八石。

腹裏，二百二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九石。

行省，九百八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八石。

遼陽省七萬二千六十六石。

河南省二百五十九萬一千二百六十九石。

陝西省二十二萬九千二十三石。

四川省一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四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