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數 文明與反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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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在基督教早期，有位傳教士(死後被封為聖徒)被一幫野蠻的異教徒逮住，穿在烤架上用文火烤著，準備拿他做一道菜。該聖徒看到自己身體的下半截被烤得滋滋冒泡，上半截還紋絲未動，就說:喂！下面已經烤好了，該翻翻個了。烤比廚師還關心烹調過程，聽上去很有點諷刺的味道。那些野蠻人也沒辦他的大不敬罪——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寬容。人都在烤著了，還能拿他怎麼辦。如果用子去打、拿鞭子去，都是和自己的午餐過不去。烤還沒斷氣，一子打下去，將來吃起來就是一塊淤血疙瘩，很不好吃。這個例子說明的是:只要你不怕做烤，就沒有什麼阻止你說俏皮話。但那些野蠻人聽了多半是不笑的:總得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才能理解這種幽默——所以，幽默的聖徒就這樣被沒滋沒味的人吃掉了。

本文的主旨不是拿人做烤，而是想談談反諷——照我看，任何一個文明都該容許反諷的存在，這是一種解毒劑，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幹到沒滋沒味的程度。誰知動筆一寫，竟寫出件燒烤活人的事，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讓我們進入正題，且說維多利亞女王時期，英國的風氣極是假正經。上等人說話都不提到以下的部位，連褲子這個字眼都不說，更不要說股和大腿。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聯想，連鋼琴腿都用布遮了起來。還有樁怪事，在餐桌上，雞脯不叫雞脯，叫做白，雞大腿不叫雞大腿，叫做黑——不分公雞母雞都是這麼叫。這麼稱呼雞，簡直是腦子有點病。照我看，人若是連雞的脯、大腿都不敢面對，就該去吃塊磚頭。問題不在於該不該慾，而在於這麼搞實在是沒勁透了。英國人就這麼沒滋沒味地活著，結果是出了件怪事情:就在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出現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小說，通通是匪夷所思的情讀物。直到今天，你在美國逛書店，假如看到書架上釘塊牌子，上書“維多利亞時期”架子上放的準不是假正經，而是真情…

坦白地說，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我讀了不少——你愛說我什麼就說什麼好了。我不愛看情書，但喜歡這種逆而動的事——看了一些就開始覺得沒勁。這些小說和時下書攤上署名“黑松林”的下小冊子還是有區別的，可以看出作者都是有文化的人。其中有一些書，還能稱得上是種文學現象。有一本還有劍橋文學教授作的序，要是沒有品，教授也不會給它寫序。我覺得一部分作者是律師或者商人，還有幾位是貴族。這是從內容推測出來的。至於書裡寫到的事，當然是不敢恭維。

看來起初的一些作者還懷有反諷的動機，一面捧腹大笑，一面胡寫亂寫，搞到後來就開始變得沒滋沒味，把都寫到了荒誕不經的程度。

所以，問題還不在於該不該寫，而在於不該寫得沒勁。

過了一個世紀，英國的風氣又是一變。無論是機場還是車站，附近都有個書店，佈置得怪模怪樣，霓虹燈亂閃，寫著小孩不準入內，有的進門還要收點錢。就這麼一驚一乍的，裡面有點啥？還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以及它們的現代翻寫本，這回簡直是在犯貧。終於，福爾斯先生朝這種現象開了火。這位大文豪的作品中國人並不陌生，《法國中尉的女人》、《石屋藏嬌》，國內都有譯本。特別是後一本書，假如你讀過維多利亞時期的原本，才能覺出逗來。有本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寫一個光漢綁架了一個小姑娘，經過一段時間，那女孩愛上他了——這個故事被些無聊的傢伙翻寫來翻寫去，翻到徹底沒了勁。福爾斯先生的小說也寫了這麼個故事，只是那姑娘被關在地下室裡，先是冒了，後來得了肺炎，然後就死了。當然，福爾斯對女孩沒有惡意，他只是在反對犯貧。總而言之，當一種現象(不管是社會現象還是文學現象)開始貧了的時候，就該兜頭給它一瓢涼水。要不然它還會貧下去，就如美國人說的，散發出眼氣味——我是福爾斯先生熱烈的擁護者。我總覺得文學的使命就是制止整個社會變得無趣…當然，你要說福爾斯是反情的義士，我也沒什麼可說的。你有權利把任何有趣的事往無趣處理解。但我總覺得福爾斯要是生活在維多利亞時期，恐怕也不會滿足於把雞腿叫做黑，他總要鬧點事，寫地下小說或者還不至於，但可能像王爾德一樣，給自己招惹些麻煩。我覺得福爾斯是個反無趣的義士。

假如我是福爾斯那樣的人，現在該寫點啥？我總不住想向《紅樓夢》開火。其實我還有更大的題目，但又不想作死——早幾年興文化衫，有人在口印了幾個字“活著沒勁”覺得自己有了點幽默，但所有寫應景文章的人都要和這個人玩命，說他頹廢——反諷別的就算了吧，這回只談文學。曹雪芹本人不貧，但寫各種“後夢”的人可是真夠貧的，然後又鬧了小一個世紀的紅學。我覺得全中國無聊的男人都以為自己是賈寶玉，以為自己不是賈寶玉的，還算不上是個無聊的男人。看來我得把《紅樓夢》反著寫一下——當然，這本書不會印出來的:剛到主編的手裡，他就要把我烤了。罪名是現成的:褻瀆文化遺產，民族虛無主義。那位聖徒被烤的故事在我們這裡，也不能那樣講，只能改作:該聖徒在烤架上不斷高呼“我主基督萬歲”

“聖母瑪利亞萬歲”

“打倒異教徒”直至完全烤。連這個故事也變得很沒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