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韜 國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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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問太公曰:“原聞為國之大務，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台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官室台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己物。此愛民之道也。”譯文文王問太公道:“我想知道治國的本道理。要使君主受到尊崇，民眾得到安寧，應該怎麼辦呢？”太答道:“只要愛民就行了。”文王問道:“應當怎樣愛民呢？”太公回答説:“要給予民眾利益而不損害他們的利益，使民眾取得成功而不敗壞他們的事情，保護民眾生存而不無辜殺害，給予民眾實惠而不掠奪侵佔，使民眾安樂而不要讓他們蒙受痛苦，讓民眾喜悦而不要起他們憤怒。”文王説:“請您解釋一下其中的道理。”太公説:“民眾不失去職業，就是得到利益；不耽誤農時，就是促成了民眾的事情；減省刑罰，就是保護了民眾生存；少徵收賦税，就是給予民眾實惠；少修建官室台榭，就是使民眾安樂；官吏清廉不苛擾盤剝，就是讓民眾喜悦。反之，使民眾失去職業，就是損害了他們的利益；耽誤農時，就是敗壞民眾的事情；民眾無罪而妄加懲罰，就是殺害他們；橫徵暴斂，就是對民眾的掠奪；大興土木修建宮室台榭而疲勞民力，就會增加民眾的痛苦；官吏貪污苛擾，就會起民眾的憤怒。所以，善於治國的君主，統馭民眾像父母愛護子女，兄長愛護弟妹那樣，看到他們飢寒就為他們憂慮，看到他們勞苦就為他們悲痛，對他們施行賞罰就象自己身受賞罰，向他們徵收賦税如同奪取自己的財物。這些就是愛民的道理。”例證唐朝貞觀年間，“遠夷率服，百穀豐稔，盜賊不作，內外安靜。這一和平繁榮的大治景象的出現，同唐太宗李世民的愛民政策密切相關。

唐朝是在隋朝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隋末農民起義推翻隋王朝的事實，給李世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作皇帝后，經常和臣下總結隋亡的歷史教訓，注意以隋亡為戒。他把君主比作舟，把民眾比作水，認為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以充腹，腹滿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治國必先安民，“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因此，把“存百姓”作為治國的大政方針。

“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存百姓的關鍵是與民休息，發展生產。所謂“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從這一思想出發，唐太宗採取了許多重農措施。如推行均田法，獎勵墾荒，實行租庸調法，輕徭薄賦，防止濫徵民力，反對勞役無時，去奢省費，躬行節儉。當時羣臣再三建議營造一座高燥的台閣，以改善“宮中卑濕”的狀況，但唐太宗堅決不答應。因為“崇飾宮字，遊賞池台，帝王之所，百姓之所不”

“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勸課農桑，不奪農時，設置義倉，救災備荒，增殖人口，發展生產，興修水利等等。

由於上述政策的推行，經濟迅速恢復，社會趨向穩定，幾年之後，便出現了“天下大稔，散者鹹歸鄉里，鬥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的太平盛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