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韜 大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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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惟臨，為下惟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陷。為上惟周，為下惟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蔽矣。”譯文文王問太公道:“君主與臣民之間的禮法應該是怎樣的？”太公回答説:“身為君主最重要的是察下情，作臣民的最重要的是馴服恭敬。察下情在於不疏遠臣民，馴服恭敬應該不隱瞞私情。做君主的要遍施恩惠，作臣民的應安守職分。遍施恩惠，要象天空那樣覆蓋萬物；安守職分，要象大地那樣穩重厚實。君主效法上天，臣民效法大地，這樣君臣之間的禮法就圓滿構成。”文王問道:“身居君主之位，應該怎樣做？”太公答道:“應該安詳穩重而沉着清靜，柔和有節而有成竹，善於施惠而不同民眾爭利，虛心靜氣而公道無私，處理事務公平正直。”文王問:“君主應該如何傾聽意見呢？”太公答道:“不要輕率地接受，也不要暴地拒絕。輕率接受就容易喪失主見，暴拒絕就會閉言路。君主要象高山那樣，使人仰慕不已；要象深淵那樣，使人莫測其深。神聖英明的君主之德，就是清靜公正，達到極點。”文王問:“君主怎樣才能做到察一切呢？”太公答道:“眼睛貴在明察事物，耳朵貴在聽意見，頭腦貴在思慮周詳。依靠天下人的眼睛去觀察事物，就能無所不見；利用天下人的耳朵去傾聽意見，就能無所不聞；憑藉天下人的頭腦去思考，就能無所不知。四面八方的情況都彙集到君主那裏，君主自然就能察一切而不受矇蔽了。”例證君主應“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是本第的一個重要觀點。在古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在這方面做得最為出。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即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什麼叫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説:“兼聽則明，偏信則闇。”緊接着列舉秦二世、梁武帝、隋煬帝“偏信”則亡的歷史教訓，證明“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對於君主來説，兼聽就會天下大治，偏信就會天下大亂。唐太宗聽了“甚善其言”完全贊同。他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慮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他曾對大臣説:“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正因為認識到帝王“一萬機，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所以才鼓勵臣僚極言規諫。

在封建時代，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批評皇帝叫“犯龍鱗”傳説龍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攖之，則必殺人。”所以歷代儘管設有諫宮，但殿廷上往往是鴉雀無聲，無人敢冒犯天顏。唐太宗為了讓臣僚極言規諫，多次表示，即使是“直言忤意”也決不加以怒責。每次聽取諫言時，總是和顏悦，態度誠懇。他對大臣説:“人慾自照，必須明鏡；主知過。必藉忠臣。”對於敢直言勸諫的人，不僅不加責罰，反而給予獎勵。有個人被判死刑，司法官員孫伏伽進諫説，按照法律，不該處死，怎麼能濫加酷刑呢？太宗聽後覺得言之有理，馬上改進，並賜給他價值百萬錢的公園。有人認為孫伏伽所諫不過是件小事，獎賞太重。唐太宗卻認為，重賞的不是這件事，而是獎賞這種敢於進諫的行為。由於太宗的積極倡導，諫諍乏事蔚然成風。當時犯顏直諫、面折廷爭的事例屢見不鮮。上自宰相，下至縣官小吏，甚至宮延嬪妃，都有人敢於直言切諫。其中最傑出的是魏徵。在君臣相處的十七年裏，魏徵始終以直諫著稱，唐太宗對他也往往是言聽計從。魏徵去世後，唐大宗悲痛地説:“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他為此頒佈詔令，號召臣僚們以魏徵為榜樣，做到宣言無隱。

“貞觀之治”清明政治的出現，同唐太宗虛心求諫、誠意納諫、知過能改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